疾风劲草    复制

【按】看了这个材料，我脑子中想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劫狱”，可惜，斯人已逝，只能说，那股侠义之气会长存吧！

山西杀人犯胡文海的最后一段话　　

警察：知道为什么逮你吗？­　　

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　　

警察：杀了一点？你杀了十四个！　　

胡文海：不止十四个吧？　　

警察：那你说多少？­　　

胡文海：我记着是十七个。　　

警察：死了十四个！­　　

胡文海；我不记的还有活的，我都拨拉过，看谁象没死的，就再给两枪。——那就是没杀净。　　

警察：你知道后果吗？­　　

胡文海：（对警察满脸媚笑）知道、知道，我得给人家抵命。­警察：后悔不后悔？­　　

胡文海：咋不后悔？有个娃娃不该杀人家，你们一说，才知道人家是串门的。再就是，该杀的没杀净。　　

警察：你还想杀谁？­　　

胡文海：就那几家的男人。　　

警察：你为啥杀人家？­　　

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整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满门被杀）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路过的警车），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动手。……　　

　　后来，当记者再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他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下后患。　　

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　　

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这时，控方指出，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打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　　

　　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那么些警察，躲也躲不及他，实是滑稽。　　

　　2001年的　12 月25　日，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节。那天，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枪杀14人案的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按】我们喝的谁是“净化”过淡水，这么多年来我们还能忍受；我们吃的肉食，据说大多是靠抗生素等药物迅速催肥的，我们可以少吃或者不吃肉食；但是现在，我们的主粮也将被污染了，一种高科技的“基因污染”，我们还能吃什么东西呢？难道我们要活活地等着饿死吗？所以，事关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一定要反对转基因主粮，连带地，我们要反对一切的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主粮——不知能否醒来的民族噩梦
 
作者：张宏良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文后所附是经常旅居美国的一位朋友转来的报刊文章：《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其中报道，中国三大主粮小麦、大米和玉米中的二个——大米和玉米，从今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产品。千百年来人们只有在神怪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恐怖景象，世界所有宗教天天都在祈祷避免的人类噩梦，或许将会由此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所谓噩梦醒来是早晨，是针对社会灾难而言的，对于生物灾难来说，灾难一旦发生就是永远难以醒来的噩梦。

　　转基因产品有这么可怕？可以说，基因技术加精英统治，所形成的社会后果将比宗教讲的世界末日，还要一千倍一万倍地更加恐怖！转基因产品仅仅是其中一项，不过仅这一项就足可以把一个民族送入种族灭绝的恐怖地狱。所谓转基因产品，就是通过不同生物之间基因的重新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人造生物，或者通过不同生物之间基因的重新组合，改变原有生物的自然特性，使其成为一种半人造生物。由于现有生物链是大自然亿万年演变的结果，一旦这个自然生物链被改变，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不知道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选择，是一个即使发现错误也无法回头的选择，是把一个民族送上不归路的选择，是一个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睁眼醒来的生死选择。所以，虽然转基因产品在已经农业中应用十多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极其贫困的非洲穷国——敢于把转基因产品作为国民主粮，用全体国民的生命和子孙来冒险。包括发明和种植转基因产品最多的美国，也要求对转基因产品加以专门的醒目标识，防止社会精英阶层会误食转基因产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转基因产品是农业资本家和生物资本家用来赚钱的工具，主要销售对象是穷人，是作为“穷人的食品”来生产的。包括从事转基因产品研究、生产和销售的那些有钱人，连同他们的带孩子，都拒绝吃转基因食品。可是不幸的是，转基因产品成为国民主粮的恐怖命运，竟然落到了中国人头上。

　　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

　　从现在起，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依靠转基因食品为生的国家，虽然其中的精英集团可以通过进口继续享有天然食品，但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依靠转基因食品为生。一旦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基因食品——天然基因食品和人造基因食品，那么由此开始，最终势必会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变成物种差别。大自然形成的天然食物链，不仅决定着生物能量的补充，同时也决定着生物发展的方向，生物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发展成为什么形态，都与食物基因有关。如果说“民以食为天”，是传统社会对粮食重要性的概括，那么“民以食为人”则是生物时代对粮食重要性的概括。“民以食为天”反映着人类的生存要求，“民以食为人”则反映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人吃什么，往往决定着人将会是什么，将会发展演变成为什么。所以，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生物同质性发展，绝不能在人类社会的精英和大众之间食用完全不同的两种基因食品。如果一定要推行转基因食品，也必须保证富人和穷人都食用相同的转基因食品。既然在中国推行转基因产品是由精英决定的，就应该由这些官员和学者组成的精英率先食用转基因食品，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甚至也是动物世界的基本伦理，是包括猪狗在内的所有动物都在遵循的基本伦理。

　　那些拿了别人钱有条件不吃转基因食品的专家学者总是说什么，对转基因产品恐慌是无知的表现，转基因产品并没有什么大的危害。虽然就目前而言，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的确还只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按照目前市场经济的商业化模式推广转基因食品，势必把转基因食品变成单纯“穷人的食品”，把转基因食品变成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道生物鸿沟。这个口子一开，全部基因技术将都会按照这个模式应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那么，基因技术的应用就会如同当初机器设备的应用一样，成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方面，通过转基因食品，使绝大多数民众向着越来越动植物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享有天然食品和修改自己的基因图谱，使少数精英向着越来越人化的方向发展。结果，就是精英阶层的男人越来越健壮，女人越来越漂亮，孩子越来越聪慧，而绝大多数民众则变成猪马牛羊般的劣等种族，在基因技术基础上重新形成社会的优劣种族，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进化全部格式化为零。所以，如果说以往剥削社会的精英统治，所造成的只是绝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贫与富的矛盾，那么生物时代的精英统治——无论是资本集团的精英统治还是官僚集团的精英统治——所造成的将是绝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非人”与“人”的矛盾，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穷人，是作为“人”活着还是作为“生物”活着的矛盾。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大众政治时代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时代的历史依据。大家可以想一下，以往利用枪炮等机械装置统治社会，就已经造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世代贫困，如果再运用基因统治社会，那将会彻底断绝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希望。一个穷人经过奋斗，还有希望成为富人，而一只猴子无论怎样奋斗，都无法成为富人。这种差别就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

　　基因技术的资本主义商业化应用，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恐怖后果，甚至震撼了一些富有良知的西方政客，九十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梅杰（基因图谱绘制完成，就是他俩宣布的），就曾试图运用美英两国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阻止基因技术申报专利，防止基因产品的商业化应用造成不可挽回的人类灾难——如把贫富差别变成物种差别等，让基因技术一开始就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但是，由于转基因产品和基因技术已成为美国资本投资的重点，成为美国为首的资本集团控制世界财富和人类命运的重要手段，这是小小的一个美国总统和更小的一个英国首相，根本不可能阻挡的，所以克林顿总统和梅杰首相的动议，在两国国会甚至连一个屁大的响声都没有发出来，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不以胜败论英雄的话，历史应该记住克林顿总统和梅杰首相，毕竟他们在看到基因技术这一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将有可能变成人类最巨大的灾难时，曾凭借自己的良知和手中的权力进行了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没有起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任何作用，但是他们毕竟反抗过了。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反抗，转基因产品才没有成为美欧人民生活的主粮，却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中国人民生活的主粮。而要把转基因产品变成中国人民生活主粮的，恰恰是中国西化派的精英及其领袖，他们天天喊西化喊民主喊自由，可是在13亿中国老百姓最希望“西化”的转基因问题上，曾在英国高喊“中华民族是英格兰的小学生”的西化派精英，却完全拒绝向梅杰首相和克林顿总统等西方政治家学习。

　　如果说，把中国变成全球转基因主粮试验的第一只小白鼠，是因为不认识和不承认转基因产品具有生物危害作用，那我们就权且退一步，完全抛开转基因食品的生物危害性不谈，仅就中华民族的经济安全这一点而言，按照现有的资本规则发展转基因产品，也足以把中华民族推入万劫深渊。转基因作物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对原始的野生农作物具有灭绝作用，一旦种植了转基因作物，野生农作物将从此灭绝，这一点已被实践证明，不再属于理论问题；二是转基因产品都是绝育产品，不能像野生农作物那样，可以用打下的粮食作为来年的种子，而只能每年都购买新种子。三是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司指定的农药化肥。而以美国孟三都为代表的西方种子跨国公司，迄今为止已经申报了五百多个转基因产品的专利，几乎涵盖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所有外部变化因素，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之内，处于绝对的专利垄断地位。这一绝对垄断地位，决定了中国所有农民只能向这些西方跨国公司购买种子、农药和化肥，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并且还只能按照对方确定的价格来购买，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或许那些美国鹦鹉又会忽悠中国老百姓，说什么四大种子跨国公司之间仍然存在竞争，会对市场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如果这种狗屁理论放到十年前或许还有许多人相信，但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仍然说什么“大东亚共存共荣”，恐怕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感觉是在扯淡了。中国财富外流的悲剧告诉了中国人民，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跨国公司只会联合垄断，共同掠夺中国，而绝不可能通过互相竞争让中国人得利。如同当初八国联军只会联合起来共同残杀中国人，而绝不可能在中国人面前互相残杀，让中国人有机会各个击破一样。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推广转基因产品，把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交给跨国公司支配，如果发生生物灾难这种最坏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灭绝，中华民族将成为第二个印第安人；如果不发生生物灾难，最好的结果，就是中国农业和粮食落入西方国家控制之中，我们只能按照西方国家的安排去发展。这就是在现有资本规则下推广转基因产品的两个基本结局。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灾难，唯一区别就是灾难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失败，灭绝的是中华民族，西方国家不受影响；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成功，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将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无论结果如何，美国资本都是赢家，中国老百姓都是输家。并且，让许多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更无法想象的是，这个能够保证美国人必然双赢、中国人必然双输的基本格局，并非是发展过程中政策失误的结果，而完全是精心策划和事先预设的结果，所有参与者无一不是心知肚明，无一不知道推广转基因主粮，将有可能会导致的生物灾难及经济灾难。

　　从下面《中国经营报》的文章可以看出，用转基因产品替代中国老百姓主粮这一天大决定，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种族安全的天大决定，居然没有任何出处，既不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也不是党中央的决定，甚至不是国务院的决定，即便是国家农业部的批准，也是来自于“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估。而这个决定13亿中国人民命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一个既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由什么人组成的机构。对于这个机构，无论是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询问，农业部的回答就只有两个字——保密。询问为什么要保密及保密的理由，回答则同样是那两个字——保密。可谓是“怪事年年有，今年何其多”，连国务院和农业部的领导班子都不保密，而这个不知道究竟是隶属于国务院还是农业部的委员会居然要保密！国务院那么多部委中有那么多评估委员会，所有评估委员会的成员无不是在竭力炫耀其委员身份，甚至在满世界散发的名片上专门用黑体字加以注明，而唯独这个“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竭力避免大肆张扬，甚至如同地下党一样严加保密。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科研评估机构要如此诡秘？显然，保密者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十分清楚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十分清楚这项工作将会出现什么结果，所以才会如此严格地极端保密。否则，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这种保密行为。从下面所附文章中可以看到，甚至连这个委员会成员所在的那些农业大学师生，都不知道是谁参加了这个比地下组织还要更加神秘的评估机构。

　　如此一来，用转基因产品取代中国老百姓的传统主粮，便如同八十年代人为毁掉中国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强行为美国波音（麦道）飞机开辟市场一样，变成了神鬼莫测的一个无头案，至今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决策者。八十年代初，当时已经翱翔蓝天的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突然莫名其妙地断绝了所有经费，在没有任何明确指示和决定的情况下，所有人员糊里糊涂地被全部遣散，时至今日也不知道遣散命令究竟来自何处，甚至连一个字的记录都没有留下。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了。去年，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报道了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的诞生过程，而对于“运十”是怎么夭折的，所有拍摄人员依然找不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现在，这种离奇古怪的事情又发生在了转基因主粮上，不知道是谁下令种植转基因主粮，很有可能会再次变成一个历史无头案。首先，国务院没有下令，国务院只是在2009年7月9日批准了转基因农产品的重大技术立项，但是却没有决定种植转基因主粮；其次，农业部没有下令，农业部是一个职能部门，批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评估，不过是履行正常职能；最后，评估转基因产品无害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更是一个无任何权力的科研评估机构，根本无权下令种植转基因主粮。况且，该机构对外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成员又是踏雪无痕、了无踪迹，一看就不是个正经单位，更不可能决定种植转基因主粮这种天大的事情。

　　可见，所有人——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参与者——都在竭力隐瞒自己。

　　因为所有涉及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官员都知道，一旦转基因主粮这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无论释放出来的魔鬼什么样，对中华民族有多大危害，人们都将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哪怕是上天入地也难以将其收回，而只能完全被动地受其摆布，即便是被牵向地狱也无法进行任何反抗。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大船，那么，转基因主粮就是炸沉这艘大船的诸多炸弹中最大的炸弹。中国的“沉船派”要赶在中国拨正航向之前炸沉这艘大船，所有参与者就要在大船被炸沉之前换乘另外一条大船，由于是在悄悄地炸船和悄悄地换船，所以无论是准备炸船的还是准备换船的，都要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首先，这是利益决定的。用天文数字的巨额资本收买生物科学家和相关管理人员，是美国九十年代伴随纳斯达克市场崛起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对生物学家和相关人员的收买金额，已不再是以往的数十万计数百万元计，而是数千万元计乃至数亿元计。如此天文数字的收买金额甚至引起了那些华尔街富豪的眼红，以至于迫使美国国会立法进行干预。美国生物资本集团的大肆贿赂，在以法治严厉而著称的美国都如此疯狂，一旦进入官权极端泛滥的中国，权钱学三结合会达到多么肆无忌惮的程度，恐怕会超出任何一个人的想象。更多了不敢说，估计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那些专家学者中，财产不在袁隆平之下的恐怕已大有人在。而袁隆平早在多年前就成为众人皆知的亿万富翁。

　　其次，是为了掩盖历史。今天中国以转基因产品取代传统主粮，让人想起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委托美国为中国免费培养的那50个农学博士。当时人们对此没太注意，只是在今天美国转基因种子播撒中国大地时，中国人才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惜已经太晚了，那50个农学博士已经由当初的丑小鸭，变成了主管中国农业部门和农业生物研究领域的白天鹅。眼下如火如荼的转基因产品大跃进运动，其中摇旗呐喊的骨干力量，就包括美国培养的那50个农学博士。据知情人讲，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单位，所有涉及转基因领域的学者，凡是反对中国推行转基因产品的，一律被排除在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之外。而没有科研项目，就没有科研成果；没有科研成果，就不能评定职称；科研人员没有职称，就一辈子什么都不是。这种专政手段的阴狠歹毒，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法西斯专政。采用如此歹毒的法西斯手段对待那些独立学者和爱国学者，究竟是由这些人的个人品质决定的，还是在美国接受专门训练的结果，估计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第三，是避免让社会知道他们的真实生活。一方面，是不想让社会知道他们本人和家庭绝不食用任何转基因食品，这是他们大肆捞钱的目的之一。他们比一般人更清楚，转基因食品是穷人的食品，是普通大众的食品，只有天然食品才是精英的食品。他们研究、宣传和推广转基因产品，就如同农民种植有毒韭菜一样，只是作为赚钱的工具，自己绝不食用一口。另一方面，是不想让社会知道他们的亲属和财产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以便能够像当初毁掉“运十”的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沈图那样，提前做好全身而退的准备。沈图就是在美国安排好家人后，毁掉大飞机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至今家人仍然在享受着夏威夷的美丽海滩和明媚阳光。如果当时有人怀疑大飞机下马是一场阴谋，肯定会被骂做是极左观念和冷战思维。然而事实却是，八十年代一举摧毁中国大型喷气式飞机，迫使中国至今仍然在购买美国飞机，早已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的经典案例。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并非仅仅是因为收买了中国国家民航总局局长，而是利用了中国官权集团对文革的复仇心理。当时毁掉大型喷气式飞机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说江青和张春桥一直在抓大飞机的研制和生产，留着大飞机对批判“四人帮”不利；而后来故意放走沈图的理由同样是因为沈图遭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对改革开放有功。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插入沈图和大飞机是不相干的题外话，其实，当初摧毁大飞机和今天种植转基因主粮，所起到的作用完全相同，都是在为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开辟道路。当初摧毁大飞机以后，美国波音公司占领了中国航空市场；现在种植转基因主粮以后，美国孟三都等跨国公司将占领中国的农业市场。

　　除去上述三个方面之外，究竟还有多少需要刻意隐瞒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天大事情，迄今为止竟无一人出面解释。平常连一个城市自来水涨价几分钱都要召开听证会的当今政府，在让13亿中国老百姓改吃转基因主粮这个天大问题上，在涉及到全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健康以及子孙后代健康这个天大问题上，居然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出面向老百姓哪怕是简单地打一个招呼。马上就要该吃转基因食品了，可是老百姓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最后还是从一个中国老百姓十分陌生的绿色和平组织那里得知的。特别是平日里为屁大一点儿事就会闹得沸反盈天的那些所谓自由媒体，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所谓民主人士，在这个真正需要每一个公民做主的天大问题上，居然一平如水、鸦雀无声，寂静得连一声民主的鸟叫都没有。可见，精英民主就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法西斯专政，是当今世界最反动最腐朽的政治制度。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证券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已经与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形成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要么停止人类的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要么结束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此外绝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所以人类所能选择的就只能是结束极少数人的精英统治，代之以与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大众民主制度。只有在大众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基因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才能够发挥出伟大的历史作用，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崭新时代。

　　本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其意义绝不亚于当初火的使用和机器的使用，甚至比前两者意义的总和还要更加伟大。2000年6月26日人类第一个基因图谱的完成，可以说是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天，它不仅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的“生死有命”这个古老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且还找到了摆脱“生死有命”的科学途径。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基因技术另一伟大意义在于，它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技术基础。在此之前人类技术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改造和破坏大自然的基础上，都是在牺牲大自然的条件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发展。现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可能不再只是通过改变环境让大自然被动地适应自己，而能够在不改变自然环境的条件下，通过改变生物基因主动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发展。如果说，机器时代以前是人类遭受自然压迫和支配的历史，机器时代是人类征服和支配自然的历史，那么，生物时代则是人与自然不再对立、能够实现双向发展的历史。但是，基因技术如同历史上任何技术一样，完全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也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并且越是伟大的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越是巨大。在目前精英统治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推广基因技术，必然会放弃和牺牲人类的福利而只追求商业利益，把基因技术变成赚钱的工具，为此不惜把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推向灾难。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大众政治必然要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根据。

　　而唯一曾经创造并演习过大众政治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这一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考验便降临到了中国。转基因主粮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考验，是中华民族崛起前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历史大坎。中华民族开始了鲤鱼跳龙门的历史飞跃；如果跳过去，就是龙，并且是整个人类的龙头；如果跳不过去，就是鱼，并且将会是一条死鱼。

　　——这就是中国成为全世界转基因主粮试验田的历史含义。

附一，朋友邮件：

张老师，

刚把此文发给乌有.，战栗之感依然存在。

我们除反对抗议外，还有什么对策吗？

从纽约才回来一星期，脑子中还是那里百姓富足无忧的生活景象，反看国内同胞生存之艰辛，真是不解到极点。国事多艰，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罗××

附二，报刊文章：

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王佳    时间2010-01-16

　　2009年11月27日，让人不安的是，在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种植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

　　我们的担忧主要有二。首先，转基因产品只有10余年的历史，是否会导致食用人群的不适或突发事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其次，在获得批准的3种转基因主粮产品中，中国很可能并不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君不见，大豆作为国内最早全线开放的农产品(15.50,-0.11,-0.70%)，整个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已被外资所掌握的转基因大豆全面控制：四大跨国粮商已控制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2008年中国大豆总需求约4800万吨，进口超过了3700万吨，77%需依赖进口。

　　对此，农业部仅简单回复经过了“多年安全评价”，但其未明显公示即批准的操作方式，很难不让人满腹疑问。

　　转基因水稻“安全”获批的“不安”悬疑

　　方立峰遇到了一堵“墙”。

　　“墙”的这边是公众的餐桌安全和国内水稻种业的控制权，“墙”的那边是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批后跨国粮食巨头们对中国市场觊觎连连。

　　方立峰是绿色和平组织(下称“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作为一家NGO(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发起全球的环保行动。这个组织对转基因更是忧心忡忡：“假如我们现在不立刻行动、制止基因改造，数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食物都将会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科学怪物’。”

　　而自从2009年11月27日发现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方立峰就一直希望审批部门能给公众一个说法：“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这很奇怪。”

《清单》不“清”

　　《中国经营报》记者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很自然地，尽管方立峰立即行动起来，写博客、通知媒体、联系询问《清单》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等，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讨”到来自管理部门的任何说法。

方立峰所说的《清单》，全称为《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清单》)。“早在2009年10月22日该网站就发布了《清单》。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我却发现这份清单后面多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方立峰表示。

　　但由于方立峰本人并未保存他自己在2009年10月22日看到的《清单》，因此，关于“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是否为2009年10月22日后添加的，目前举证不易。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仔细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疑问之一是《清单》所附的pdf文件生成时间。按照网站登记，《清单》既然公布于2009年10月22日，则“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文件的生成时间必定不晚于该日期。但事实是，该文件“属性”清楚地表明文件生成日期为2009年11月27日16时23分，修改于2009年11月27日16时24分。

　　疑问之二则来自于《清单》所附项目的“审批编号”和“有效期”似乎有悖常理。一般而言，“有效期”越早的项目，往往审批时间更早，“审批编号”较小。但《清单》前40项、审批编号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到071号的安全证书，“有效期”均为“2009年9月19日~2014年9月19日”；而后三项农基安证字(2009)第072号到074号，“有效期”却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

“难产”五年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国家颁发一张出生证。”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清晰地记得2004年业界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已信心满满，“当时已有三家公司具备了转基因水稻的上市资格。”

　　但由于媒体曝光、各界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质疑不断，彼时到现在，有关部门对转基因水稻安全的审批，一直较为谨慎。

　　来自反对者的声音主要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转基因食品才10多年历史，10年无害能否说明让人吃50年、100年也无害？某种程度上，作为民众的主粮之一，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了存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水稻，就等于拿中国国民的生命做赌注。

　　对此，袁隆平也承认，对于转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顾虑，主要是有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抗虫的转基因品种，含有一种物质叫做BT毒蛋白。由于虫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长期摄入该物质对人是否有害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即便转基因安全问题成了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一个难题，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均集中在了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仅2004年一年，国家就花费了5亿元用于开发转基因水稻。

　　排除“异见”

　　面对各界的诸多疑问，农业部的回复却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是“转委会”委员，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1997年农业部依法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根据安全性评价和批准的阶段不同，有的是审批书，有的是审批文件。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审批书和审批文件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都不公开对外发布。

　　“从1997年到现在，都是直接发文给相应的申报者和申报方，没有说对社会公开。”彭于发介绍称，审批流程是由申报人提出来进行申请，经过“转委会”进行科学评价，农业部最后行政上进行批文、发文。

　　如彭于发所言，从1997年到现在，安全证书的认定确实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审批惯例，不仅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此，包括抗虫棉的中间试验、小规模转基因抗虫棉中间试验的审批，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由此看来，“转委会”的组成无疑极其重要。

　　据公开资料，“转委会”根据2004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设立，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它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黄大×在2009年末刚刚被通知成为第三届“转委会”成员。经黄证实，第三届成员在2009年末刚刚组建完毕，但《中国经营报》记者并未能查翻阅到具体名单。黄大×称，第三届“转委会”“人数大约为50到60人”。而据了解，第一、二届“转委会”成员分别为58人、73人。选择方法为部门推荐、农业部负责把关并最终决定。

　　对于这个关系到每个人饮食安全的委员会，外界当然始终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期待其更透明化。比如，对外界来说，“转委会”成员名单一直是以个体头衔形式出现，但官方从未给出过完整名单。而作为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的黄大 也只能模糊描述其成员构成。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疑问：“只在学校网站上看到祝贺中国农业大学5名老师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具体是谁却没说。”

　　据黄大×介绍，每届“转委会”成员构成都会依据当下情况进行调整。比如第三届成员随着外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更加关注，因此卫生部推荐的成员格外多，占到近20人。这些委员，外地的也很多，比如第三届成员中有一个研究食物过敏的专家就不在北京。

　　但薛达元对于“转委会”能否公正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代表各方声音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薛是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他了解到的前两届“转委会”成员名单来看，成员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第一届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转委会’成员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而且评委里面涉及多人正在申请自己的转基因专利及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

　　而环境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能否参与“转委会”讨论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薛达元是业内反对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种植的专家代表，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环境部曾推荐自己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农业部与环境部意见并不一致，农业部一直没有接受薛成为“转委会”成员。

“反对生物技术的，他们会阻挡。”薛说。

　　记者试图联系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等的“转委会”成员，但均被拒绝。一位中国农业大学人士告诉记者：“转基因问题，农业部不让说，一概不接受报道，保密。”

　　薛达元称，据他跟身边人士交流，很多生物专家认为一些会议、决策过程都应该是保密的，一旦公开会引起恐慌和来自国际组织的舆论压力。5年前媒体曝光后带来的转基因安全讨论压力和2005年湖北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恐慌，都使这些信息变得更加隐秘。

　　但薛达元始终呼吁“决策过程不是少数人决定的”。

　　“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
 

被夸张推介的一本书——评《干掉一切对手》

　　有许多名人推荐，再加上对这本书的宣传攻势，使人在拜读之前就产生了较夸张的购买欲和阅读欲。但看完之后却有点失望。无非是把纽约华尔街，当然最主要还是与高盛有关的事，给说了一遍。没有人所期待的内幕，也没有让人信服的数据分析和理论分析，只是把一些常识、新闻和一些老套的掌故，加以生动化，再配以浅显的财经知识，如此而已。

　　高盛如何算赢世界，无非就是高盛如何在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人，总能事变之前把握关键的信息，因此能准确地把握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化。对于在金融市场这个如赌场、如战场的领域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本书讲的故事并不怎么精彩，而对于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来说，回顾这个过程，即使只是寥寥数语的简单提及，也许也会勾起人丰富的联想和回忆吧，这大约也是有这么多著名财经人士推荐的原因吧。但这些人士的显要身份，无疑使这本书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被夸大，故而很有些误导人的嫌疑。

　　八十年代流行的一首歌是《让世界充满爱》，歌词很温馨，其中有一句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家园。”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只要献出那么一点点爱心，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美好。世界变得美好了，你们每一个献出爱心的人不也能享受到美好生活吗？所以啊，投入小，收益大，而且还有行善的美名，还不赶快行动还等什么呢？一首劝人学善的歌，它所寄生的逻辑却是生意人的逻辑，所以细细想去，也让人觉得浑身冰凉啊！既然是只要“献”一点点爱，这就说明人们的普通的状态是连一点点爱也不愿献的，人与人之间的常态是疏远、猜忌和功利的，是“他人即地狱”的。每个人的内心实际是很疲惫的，这个时候，当有人唱起《让世界充满爱》，叫人超越功利献出一点爱，确实满有煽动力的，在这样一首歌德催眠下，不妨献出一点爱吧，让自己疲于防备的心休息一下也好，至于是不是会有美好的家园，见鬼去吧！
　　一首歌反映了一个时代。尽管《让世界充满爱》本质上是一首催眠的歌，但毕竟还是让人觉得温暖的，这说明八十年代还不是一个坏透了年代，还给人以一定的希望，到了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还有这样让人觉得温暖的歌吗？好像有个《好日子》的什么歌，但是对大多说民众来说，他们在过“好日子”吗？这首歌其实也正像《让世界充满爱》一样，透露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情况，当有人代表我们要把今天的日子定义为“好日子”，恰恰说明大多数人的日子不是好日子，而且这大多数过着不是好日子的人被剥夺了说出他们在过着坏日子的权利。

【按】这篇讲话原先出现在凯迪网，后来又被其它网站转载，我就是从转载这篇讲话的“工人门户”网再转到自己的博客上的。我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真是张的发言，但就我看到的江青的发言来看，他对待整个打倒所谓“四人帮”的态度是与江青一致的，因此，他这篇发言应该比较接近于真实。如果我们能让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被污损的人，那些被剥夺了向公众揭露真相的权利的人，重新出来说话，也许历史会变得容易，变得更清晰明了。而事实上，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艰难地拨开历史的一角，艰难地一点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发言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

　　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那些人，那些事

　　闲时，总会想到以前的同学和朋友，那些人，那些事，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和日子都扑面而来。但一念及自己现实的处境，它们立刻就暗淡下来。
　　记得在1998年时，我回顾和一个女孩的感情时，有些矫情地说，“再也回不去了”。我之所以说我那是“矫情”，因为我那时指的是内心的“感觉”，而不是指现实的可能，在那时，我实际是有着上万种可能可以“回去”的。而现在，面对从前的那些事，那些人，包括那个女孩，内心却更真实地感到了一种“回不去了”的感觉。
　　自己的人生道路可谓是一条下降的曲线。本来，人生是应该自强不息、奋进不止的，不是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吗？我学到的道理总是叫人积极向上的，但现实却总教给我相反的一面，叫我要懂得妥协，要懂得知足常乐。如果我真的能懂一点“知足常乐”，哪怕能片刻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就可以像我想起的那些同事和朋友们那样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了，何必像现在这样？！可见，人向上的路是多么狭窄，而向下的路却是多么地笔直宽敞！人越是希望向上，向下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个时候不理解郁达夫式的沉沦，现在似乎是懂得了。沉沦对他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是他在自己的过去中死亡。他是被自己的过去抛下来的自由落体。

　　蔡琴的一首很怀旧的歌：《那些人，那些事》，其中的一句歌词是：“啊人生，原来就是，和那些人那些事，相遇的过程。”细细体会，不难看出里面所带着的自信、感激和品味的意思。而我却只能说，别了，那些人，那些事！(2009/12/31)

在毛主席诞辰纪念日

　　这个星期六参加了深圳红歌会在东湖公园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
　　坐车到水库，花了近一个半小时。下车的地方正好有一个报亭，我走过去问路，卖报的那个妇人弯着腰在那里拿什么东西，仿佛是有意怠慢我，好久也不站起身回答我的问路。大概因为问路是不给钱的吧。我等了一会儿，但终于是等不了，走到一边去了。这时，站在那个报摊前的另一个人朝我示意，并把手朝我左边的方向指了指。让人意外地惊喜。我连忙道谢离去。
　　先走进东湖公园逛了逛，然后估摸着时间快到了，又回到公园门口找这次活动的召集人。东湖公园里面有不少房子，有酒店，也有不少娱乐设施。一条狭长的路通向远处，在路两边榕树的掩映下，显得有些拥挤。但在公园的路上，行人仍是络绎不绝。“东湖公园”中的“东湖”，大概是指深圳水库吧。当我走到了活动地点，发现离活动还有一段时间后，就决定去水库的坝上看看。因为我的记忆把我引到许多年前，那时，小舞和雪儿、依云三人在深圳共游了一天，去了水库，最后去了莲花山。小舞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散文，发表在“新龙门客栈”。
　　爬了几段台阶，就上到一个像是堤坝的地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是一段水泥堤坝，也像想象中的那么开阔。看水库的水只能从树丛的缝隙中看到，让人的目光有深深的受到禁锢的感觉。不断地朝远处走去，有一个长廊出现在眼前，长廊最高的地方有三层，登到这一层，才算基本看到了水库的全貌。
　　观景回来，离活动开始仍有许多时间。
　　纪念活动的地点是在大坝前的一个小屋子前。这里一前一后有两个塑像，前面一个是周总理，后面一个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周总理塑像的底座后方，写着一段文字，介绍说，深圳水库是周总理1964年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问题亲自批示建造的。“周总理”在前厅，“毛主席”在屋内，似乎“毛主席”的待遇要比“周总理”高一些。
　　在这个小小纪念堂前已经聚了许多人，其中互相认识的，就打打招呼，寒暄几句。没有想象中那种见了亲人般的热烈，反而是显得生疏，就像冬天惨白的阳光，似冷还热。这样的活动是为一个已故去33年的人招魂，还是为我们自己招魂，还是为引起注意，以为这个时代招魂呢？可能关键还是在显示力量，显示存在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好几次一起合唱完红歌后，总有人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大家会一起接着再高呼几声。一个站在我前面的老人喊得特别有中气，在喊的时候，双臂同时向上挥，这特别让我感动。我也想那么喊出来，但我却喊不出来，只能站在人群中笑一笑。在视频中曾看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红卫兵们群情沸腾的场面，那时，他们亲眼看见了毛主席，而今天，我只能看见毛主席的塑像，所以，我没有那么激动吧。我原本是希望毛泽东思想能把我照亮，现在进入到这种洪流中去，“自我”显得似乎有些尴尬。
　　活动持续了近三个钟头，主办方请了许多比较专业的歌手，尤其是一个叫郑心平的和一个叫文小姐的，给人的印象深刻。红歌虽然好听，但毕竟是历史的老调了，对听众而言，除了能勾起昔日的回忆之外，别的似乎也不能再多带来些什么了。如果能结合现实，排一些能针对现实的小品、相声、快板等节目，对吸引人民大众或许更加大有裨益吧？
　　从毛主席的纪念处离开，再次沿着那条狭长的路返回东湖公园的门口。再次看到路上的络绎不绝的行人，这使我们这一百多人显得有些孤单，孤立。在汇入这更大人群中时，我似乎也产生了瞬间的软弱：何必去斗争呢？多少人不都是平平凡凡地过！看来我还是一根湿柴，还不能成为一个“星星之火”。(2009/12/27)

按：神秘的朝鲜是地狱还是天堂？被主流舆论说得那样不堪的朝鲜却有着令人羡慕的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直至大学毕业）、免费住房等各种福利，身在“盛世中国”的我们却重新生活在新的三座大山底下，难以翻身。主流舆论为什么要对朝鲜恶言相向，是出于什么样的仇恨或者“义愤”？从他们的舆论看，他们是把今天的朝鲜当作昨天的中国的一个历史的“活化石”的，既然“文革”经过他们的描述，已是那么不堪了，所以把朝鲜说得再坏些，估计也不会有人敢怀疑的，否则你就是个“希特勒式”的恶魔或者帮凶。鲁迅当年说读报要反着读，这样你才会读到中国实际上发生的事。很不幸，鲁迅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管用，因为，对今天的主流舆论，我们也几乎不能不、也不得不如鲁迅那般地反着去读。现在我们不妨看看一位民间学者根据实际材料写出的一个不一样的朝鲜究竟是怎么样的。

中国右愤们的朝鲜心态
 

作者：驰骋的风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12/120552.html

　　对于中国人来说，朝鲜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朝鲜问题，而是中国内政的外延。刚建国的时候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近些年有些人鼓噪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打错了，我们损失了那么多，无非是保卫了金氏政权，但他们忘记了当年的“抗美援朝”口号后面的那一句“保家卫国”，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新中国的自身安全问题。当然，本帖不想就此话题展开，关于“抗美援朝”的利害与否，网络上大把的文章可供参考。

　　那么时至今日，朝鲜问题为什么仍然和中国的内政“斩不断、理还乱”呢？这恐怕要从改革开放说起。众所周之，近30年来，改革开放已经完全占据了中国的主流话语权，整个中国社会也在高歌猛进的走向传说中美好的资本主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成了“待富者”。环顾周边，越南也迅速跟进，随着中国一起搞改开，可偏偏有个不知好歹的朝鲜，非要做那个反面典型，坚持那个低效率的公有制，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这让我们“特色的社会主义”脸往哪放？于是，终于有一天撕下脸皮，不再顾及“鲜血凝成的友谊”，“悍然”的通过外交辞令重重的对朝鲜喊了一声“NO”。朝鲜就像一面镜子，照的就是中国这前后30年的对比，你们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谈朝鲜问题能躲得开中国内政吗？当然如果说哪位右派愤青仍然还认为如今的朝鲜和中国是同样的体制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不是政治白痴，就是别有用心。

　　既然躲不开，便有很多人开始关心起朝鲜来，特别是这几年朝鲜偏偏还总是能够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搞得好几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不知所措。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独裁，有人说是饿死几百万，有人说穷兵黩武，有人说。。。。总之，在中国右派愤青的眼里，朝鲜就是个恶魔，是眼睛里扎的难受的那根刺，是整个世界的最不和谐的那个音符。

　　这就有些奇怪了，朝鲜到底做了什么？让中国的右派愤青如此群情激奋？难道说朝鲜炸了中国的大使馆？还是撞掉了中国的飞机？要么强行登上了我们的“银河号”？还是占了我们的“钓鱼岛”？莫非在南海开采了我们的油气田？还是垂涎我们富饶美丽的藏南？我想来想去，好像这些都没有。不仅如此，那个幕后的黑老大现在还是我们的座上宾，我们还要用我们辛苦赚来的外汇买他们的国债。那么，朝鲜到底做错了什么，惹恼了我们伟大的中国右派愤青？

　　我想起来了，貌似这几年朝鲜学了几十年前中国的模样，把卫星搞上了天，顺便放了几个大炮仗，居然还弄出了蛋蛋。这可不得了了，中国的外交部终于坐不住了，“悍然”的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制裁，中国右派愤青跟着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谁知朝鲜居然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彻底把昔日老大哥的面子甩在了一边，还跟死对头美国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国务卿希拉里说朝鲜是“淘气的小男孩”，朝鲜便说希拉里是“小女孩”，整个一政治调情。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老美毫不顾忌中国的脸面，背叛了之前“要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问题，不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的政治承诺，不仅就“间谍”事件向朝鲜赔礼道歉，还让老克林顿风风光光的搞了一次“破冰之旅”，最近又是特使，又是总统密信之类的，好不热闹。终于，朝鲜想起了昔日老大哥中国还被晾在一边下不了台，给了一句“如果双边谈的好，再搞六方会谈”的台阶。

　　这还没完，想当年朝鲜在中国的威逼利诱下，半遮半掩的搞过一些“改开”，导致了国内也产生了一部分“先富”阶层，没想到在09年的岁末，居然破天荒的搞了一个“货币改革”，把整个先富阶层的现金洗劫一空。整个世界都惊得目瞪口呆，韩国媒体更是不顾一切的诅咒该死的朝鲜早日经济崩溃，中国右派愤青更是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等着朝鲜天下大乱，一朝崩盘。但愿右派愤青们这次能够找到点安慰，不要在他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上雪上加霜的再刺激下去了，呵呵。

　　说了半天，右派愤青如此仇恨朝鲜的原因何在呢？恐怕很多人自己都说不清楚，本人试着解析一下，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其实，仇视朝鲜者，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认识问题，二是立场问题。什么是认识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朝鲜虽然离中国很近，但是毕竟属于外国，语言相对不通，由于国内外媒体多年的妖魔化，使得朝鲜的国际形象很差，出于对朝鲜人民的怜悯，痛恨朝鲜政府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那么什么是立场问题呢？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朝鲜就是应该当好中国的开门狗，中国高兴的时候赏给你几根骨头，不高兴了就教训你几句，任何挑战中国地区霸权的做法都是不可容忍的；还有一些认为朝鲜的世袭制度就是邪恶，搞公有制还是邪恶，总之，和“中美国”（chimerica）制度不一样的，统统就是邪恶。

先说说粮食问题。

　　这要从朝鲜的粮食历史说起，事实上在1985年以前朝鲜的工农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富裕，丰衣足食。1984年联合国召开亚洲粮食会议时，朝鲜是粮食产量发展速度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是粮食出口国。而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大包干、包产到户后，国内舆论尽管拼命鼓吹大丰收，但很不幸，联合国并没有把中国列入粮食发展速度快的国家，那时的中国已经告别了MZD时代粮食完全自给自足的局面，转身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

　　那么什么原因使得85年以前朝鲜的粮食问题解决的好呢？当时朝鲜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波经济体的“国际分工”，一方面，朝鲜靠机械产品和化工产品出口，换回生产粮食所需的化肥。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制造能力强，朝鲜农业的机械化普及程度高。所以，尽管朝鲜的土地相比较平原地区而言贫瘠的多（全国平均只有几厘米的种植层），但是依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而是成为了粮食出口国。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依靠国际分工解决粮食问题的朝鲜，终于栽到了国际分工上。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休克疗法后死去活来自身难保，至今是俄罗斯人心头永远的痛。东欧国家纷纷投奔昔日对手美国的怀抱，苏东波经济体宣告瓦解，朝鲜无法再以自己的优势产业（机械和化工）来换取石油等战略资源，化肥生产不出来了，农业机械也开动不了了。于是，灾难接踵而至。如果说是由于苏东波经济体的瓦解造成了91、92年粮食产量的滑坡，那么93、94年，经过资源调配和杜绝浪费等措施，朝鲜的粮食产量也已经回升了。但是更要命的是，这时的金正日居然学起了中国的“改开”，在朝鲜搞起“包产到组”，由于朝鲜农业早就完全机械化了，生产规模的变小，使得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大幅下降。屋漏偏逢连夜雨，95年开始的自然灾害，终于彻底摧毁了朝鲜的农业，朝鲜的粮食问题爆发了。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季报》单位：千吨

　　年份  1970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朝鲜　5287 8510 10745 10405 7316 3733 4374 4621
　　南朝鲜7953 6387　8585　8336 7866 7835 7046 7725

　　由此可见，朝鲜的粮食问题，始于90年代。右派愤青们一直批评金正日不搞改开，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中国的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2日的报道《改进农业管理 扩大对外交往——访朝印象》为证。

　　下面是1996年的《人民日报》报道，实际朝鲜“改开”还要早，当至少在1995年就开始了。但是正是在“改开”的年代，朝鲜的农业到了最最严重的破坏之中。所以如果说除了外因以外，查内因就是“改开”破坏了朝鲜的农业。

　　人民日报1996.10.22 改进农业管理 扩大对外交往——访朝印象

　　朝鲜人民在金正日同志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团结一心，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是我最近访朝后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
　　生产分组承包；余粮自由销售；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在朝鲜全国范围对农场的“分组管理制”进行改进，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大体上可以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分组承包；合理计划；超产自留；余粮可卖。
　　分组承包，是指将过去以１００多人为单位的农场作业班分为若干个作业组，权力下放，责任到组，以组为单位进行粮食生产的承包与核算。
　　合理计划，是指根据具体地块过去三年或十年的平均产量制定本年度粮食生产计划，使计划更符合实际。
　　超产自留，是指各作业组按计划完成上交公粮的任务后，超产部分的粮食可以由农民自己留下。过去超产部分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不得自留或擅自处理。现在农民可分到超产粮，一旦因天灾而完不成计划时，加入了保险的农民还可得到相应的补偿。
　　余粮可卖，是指农民分得超产粮后，可以在农贸市场上自由销售。国家为争取这部分余粮能卖给国家，还采取对售粮者发可以低价购买轻工产品的票证，大大调动了农民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上述改进措施的出台，可望使朝鲜农业有较大起色。

　　开放“罗津、先锋”扩大对外交往

　　今年９月１３日至１５日朝鲜在靠近中俄边境的罗津、先锋地区召开了大型招商会，将这一地区向世界开放，建成自由经济贸易区。
　　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简称“罗先自贸区”），始建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是由金日成主席生前决策，金正日书记亲自领导推进的国家级事业。据报道，今年９月罗先招商会共签了６个较大的项目，协议金额约达２．８亿美元，相当于过去４年累计协议金额的８０％，超出预想３倍。另外还就１２个项目、约５．７亿美元的投资签定了“意向书”，其中包括建设旅馆、医院和银行。
　　罗先自贸区占地７４６平方公里。现阶段主要是完善基础设施，兴办旅游、中转贸易业务，争取到２０１０年将开发区建成朝鲜的“新加坡”。
　　为了完善投资环境朝鲜在“软环境”方面首先抓立法。先后制定了４９项有关自贸区的法规。其次抓优惠政策，自贸区内生产、价格、贸易等均由外商决定。自贸区的罗先自由港可免签证，出入自由。第三抓市场，自贸区进出口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议决定，企业自主决定经营计划、生产方式。优待、鼓励外资，一般企业所得税为１４％，对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优惠税收为１０％。再就是抓人才。目前金日成综合大学及国际关系大学已增设了对外经贸专业，并请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学者去讲市场经济运作、政府宏观、微观调控等。
　　在“硬环境”方面朝鲜首先抓交通。现朝已将自贸区内主要路面从６米加宽到１９米，并正投入４００万美元铺设柏油路，以保证中朝之间运输便捷。在海上，罗先两港分别有通南方釜山和日本新泻的定期航班。在空中，建了一个通俄罗斯海参崴的直升机场，正准备投资兴建新机场。其次抓通讯。现已建立起光纤电缆，泰国公司投入了２８００万美元建起通信网，现已可打国际长途电话及使用国际传真。第三抓住房。除现有设施外，正在建设有６００多个床位的旅游宾馆，以及供外商租用的外商住宅楼。第四抓电力。现有一座２０万千瓦的发电站，利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提供的重油保障发电。２０００年之前将建一座同样规模的电站。
　　朝鲜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从农村开始的改进与革新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罗先自贸区开发的成功将带动朝鲜其他地区的开放与繁荣，从而对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因此，可以说开始于90年代的朝鲜的粮食问题，集结了国际环境、天灾（洪水）特别是人祸（包产到组）的各种不利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这一饥荒和农业破产在随后的1996、1997、1998、1999等年越来越烈。任何忽略历史条件而去指责朝鲜的粮食问题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

再来说说中国的援助问题

　　右派愤青们动辄把对朝鲜的援助挂在嘴边，那索性我们就来看看在朝鲜最困难的95-99年期间，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从1995年到1999年5年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52万吨粮食无偿援助。

　　也就是说，中国5年“无偿援助”给朝鲜的钱，只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土地局长身价，平均分配到朝鲜人民身上是每人每年1根2毛5的铅笔；5年“无偿援助”给朝鲜的粮食，也只相当于一个农业县1年的粮食产量。说得寒伧点，这点东西还不够朝鲜给参加圣火传递、护送的孩子们发纪念品和盒饭。

　　作为“互助友好”国家，朝鲜也不会白欠你的人情，同期内朝鲜“无偿援助”了中国多少木材、矿石？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了。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朝鲜帮你中国站了那么多年的岗，人家那几年都“苦难行军”了，你中国为了不让他朝鲜行军到美国家门口去，也得给人点口粮吧。用你一个县的土地局长身价和一年产量，打发了人家5年时间，多吗？作为对比，2005年9月22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援助的资金、物资总值达6.8763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大陆民间捐款的到账资金累计达到6.1亿元人民币。注意，这是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援助，我还真看不出对于印尼那类国家而言，对中国有什么国家利益在里面。

　　就这么点援助，到了右派愤青的嘴里，就是天大的恩情，朝鲜就得听你的摆布？金日成当年被赫鲁晓夫逼债的时候说“苏联的债是还得请的，可是欠中国的债是还不清的”，那时的中国和朝鲜真是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可是改开后的中国呢？中国和韩国建交的时候，有没有丝毫顾及过朝鲜的感受？按照中朝的盟约，双方不得与对方的敌对势力建立外交关系。朝鲜的敌对势力毋庸置疑是韩国，而中国的敌对势力就是台湾。中韩建交这么多年过去了，朝鲜别说和台湾建交，甚至连个办事机构都没有。以台湾金元外交的习惯，和朝鲜的特殊地位，真不知道这建交权值多少美元？

　　朝鲜至今把与中国的友谊视为最为珍贵的，即便中国政府毁约在先，悍然谴责在后，但朝鲜仍然忍辱负重，即便是表达了最强烈的不满也还是采用了相当委婉的方式。人家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背叛你中国，你们右派愤青到底还想让人家怎么做？有右派愤青动辄就说人家朝鲜饿死了几百万，虽然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但人家就是理直气壮，你想找证据说没饿死几百万也很不容易，历来造谣容易辟谣难，特别是这种国际谣言，反正西方媒体一说他们就信，这不，人家不是还说你中国在拉萨屠杀了多少藏民、在乌鲁木齐屠杀了多少维族同胞吗？既然难以辟谣，索性不辟谣了，只是弱弱的问一句，门口义务替你家站岗的老大爷饿死了，你说是谁的耻辱？

关于朝核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首先要看朝鲜为什么要发展核武？美日韩之间存在着核保护条约，可是至今中国也没有承诺朝鲜以核保护伞。在如今这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朝鲜唯一的所谓盟友，自己都自身难保，被人家炸使馆、占南海、抢藏南，而不敢雄起，人家朝鲜怎么能指望着这样一个窝囊废来为自己提供保护。而何况经历过“苦难行军”的朝鲜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几十年前就悟出来的道理：“自力更生”，于是，人家自己保护自己，不仅要搞出蛋蛋来，还要小型化，还要发展运载工具。这就是朝核问题的本质。

　　有人说，朝鲜是邪恶国家，所以不能发展核武和远程导弹。那么我想问：什么样的国家是邪恶国家？朝鲜这个国家到底危害了谁的安全？中国有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什么没有因此而成为“邪恶国家”？

　　还是那句话，无非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的生存法则就是看谁的拳头大，如今老美拳头最大，所以，右派愤青们就惟老美马首是瞻，老美说他邪恶，他就邪恶，哪管他讲不讲道理。

　　没错，这就是残酷的事实，你懂，人家金正日也不是傻子。朝鲜就是按照这套的生存法则在发展自己，武装自己的拳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碍着中国右派愤青啥事了？右派愤青们偏偏编造出一个什么造核武，浪费人力物力，让老百姓吃不上饭的弥天大谎。回头看看历史吧，朝鲜吃不上饭的时候恰恰是金正日不打算造核武的那段时间（95-99年），到了21世纪，朝鲜的粮食不敢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起码能做到老百姓不饿肚子。更何况，不管你造不造核武，老百姓都得吃饭，都得给他们发工资，这无非就是一个劳动力分配的问题，该种地的老百姓还是在种地，让研究核武的工程师们都去种地，估计右派愤青们又该说这是搞政治迫害呢，反正无赖要是不讲理，你拿他们也没办法。

金氏家族的世袭制

　　英国、丹麦、瑞典、日本、沙特、阿联酋、连小小的新加坡都在搞世袭，台湾也搞过世袭，可是偏偏就朝鲜不能搞，搞了就邪恶，你说这世道奇怪不奇怪？如果没有外界美国的恶意压力，朝鲜也不必用世袭的方式保持国内稳定。依我看，这个地球上，搞世袭的国家不少还真混的不错嘛！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没准世袭制还真有其优越性呢！当然别让我证明，我才疏学浅，我证明不了世袭制必然能够带来社会繁荣，但好像右派愤青们也无法证明世袭制必然能够带来社会灾难吧！更何况人家朝鲜的世袭制，还没有以宪法的名义确定下来，按照人家自己的说法是“恰好领导人出生在了金日成家里”，比起世界上大多数世袭制国家，还不是那么有法律保障。

　　右派愤青们最喜欢说的就是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不是金氏父子军事镇压，早就揭竿而起一举推翻腐朽的独裁统治了，甚至说搞蛋蛋就是为了创建朝鲜的内部“和谐”社会，我真不知道，是不是一旦出现了恶意讨薪、学生绝食的时候，金正日就给他们扔一个蛋蛋玩玩？其实，朝鲜要想搞内部河蟹一点也不难，网友苏拉密已经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如下：

　　①先把475万民兵手里的自动步枪冲锋枪收缴掉，以防武装造反；
　　②针对可能出现的替代品，宣布弹弓玩具枪修脚刀非法；
　　③要是还不行，可把野战部队转一部分武警；
　　④再不行就成立城管大队；
　　⑤以上程序若有瑕疵，还达不到喝血一切的目的，可运行补丁：让金正男金正云上街和市民玩“叼羊”或者“抢尸”游戏。

　　如此，天下太平矣，还愁金氏王朝不能世世代代稳定下去吗？呵呵！！这方法还有个副收益，就是非常能满足右派愤青们“藩属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大国心态，可化解诸多的口水杀伤。

朝鲜的穷兵黩武

　　右派愤青们还嚷嚷着朝鲜穷兵黩武，真不知道朝鲜是怎么得罪了中国的右派愤青大爷们，居然得了这么顶帽子戴上了。自从朝鲜成立的那一天去，有没有哪位同学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朝鲜侵略了别的国家。当年朝鲜进攻南方，那是朝鲜半岛的统一战争，不管你的意识形态如何，但起码你不能否认那是人家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吧。

　　话说朝韩双方停火协议签订以后，一直没有正式的宣布停战，也就是说朝鲜和韩国一直还处于战争状态，韩国至今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并且提供核保护伞。朝鲜呢？不仅要靠自己来保卫家园，连最亲密的盟友都和自己的敌人拉拉扯扯，并且还建立了外交关系，至于核保护伞，更是没人愿意提供。所以人家自力更生，自己建设了一只人民军队保家卫国，更有大量的民兵预备役。这就是穷兵黩武？当年以色列打的N次中东战争，没人说是穷兵黩武，很多中国右派愤青对其战争艺术还赞不绝口。轮到朝鲜身上，保存一只不受侵略的军事力量，也是邪恶的象征。是不是在我们中国右派愤青眼里，朝鲜就活该被侵略，任何抵抗侵略的行为都是邪恶的？

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

　　在我原先的思想中，总认为故事和小说是一回事，如果硬要区分的话，故事应该是小说的原始形态，小说则是故事的进一步发展的文学形态。只是到了后来，陆陆续续接触到一些更细致的观点之后，才感觉区分故事和小说是很有必要的。这种认识在读了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进一步加深了。

　　在这篇论文中，本雅明似乎是抓住了“故事”的一个关键特点，即它是“故”“事”。尽管它也是“事”，但它却是“故”事——已经发生并经历的事——无论是他人经历还是自己经历的事。因此“故事”熔铸了生命体验和经验的事情。故事不需要心理分析，不需要社会学、政治学的各种解释，它自然而然地使包括讲故事的人在内的听故事的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故事给人的身临其境却有着一种讲不清的感觉。一篇好的散文，好的诗歌，好的小说都能给人某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这些“身临其境”往往都是某种强烈的情境感，某种鲜明画面，或者某种鲜明的情绪，缺少某种寓于这种“感觉”中的深远的寓意。在讲故事和听故事中，我们从那流水般的叙事中总有某种回味不尽的意味，既有满足，更有缺憾，但似乎又有某种叫作“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抓住了你。故事不总是细节丰满的，在故事中，人物的形象，事件发生的背景都是很大概的，但我们听了或读了故事之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比那些充满细节描写的作品深刻地多。因此，故事的真实性不是体现在表面的细节上的，而是更深层的人的经验或历史经验层面上的。故事中不完整的地方、粗略的地方，我们作为听众或读者，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善了它。当我们把自己投入进去，到甚至几乎对号入座的程度之后，故事中的“事”就仿佛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了。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举出了两种有故事的人的类型，一个是远方来的人，一个是某地居住时间很长的世代农家。这两种类型，一个指向空间上的远方，异地，一个则指向时间上的遥远的过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故事”也往往是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奇”事。不论是古代的神话传说，民间传奇，还是被誉为现代的讲故事的人的沈从文，他们的文本中经常出现的都是些奇人奇事。对知识人来说，求新逐异，是求知欲的表现，但对讲故事年代的人来说，听故事这一行为表达的更多的是对“远方”这个概念的形而上的追求，隐含的则是对现世生活的某种超脱的愿望。孩子比大人更喜欢听故事，穷苦的人比成功的人更喜欢听故事，因此，“听故事”这一行为本身是与人自身的压抑有关的。

　　本雅明认为，随着大工业机器时代的来临，随着大规模市场经济的来临，讲故事的传统必然衰落，因此，故事的传统也必然衰落。他这么认为是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历史与现实，远方和近邻，似乎都在一个平面上，有时，一个人很可能对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上的事比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还要了解。因此，故事赖以生存的土壤已渐渐不复存在了。况且，讲故事在本质上是一门手艺，而现代技术则把一切都变成“工艺”，也就是说，创作故事的主体已不存在了。一个不能浸润讲故事的人的经验的叙事还能是“故事”吗？尽管，到了经济发达的社会，被压迫的人们还是大多数，还是普遍地存在，但讲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却难以寻着了。

　　西川说：“对于远方的人们来说我们就是远方”。我愿意把这句话当作是对本雅明所认为的讲故事的人的消失的回应。当“远方”似乎不再神秘，我们更急需关心的东西似乎就是“当下”了。是这样吗？现代小说的发展倒的的确确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什么熟悉的陌生人，什么间离效果，大多是挖掘现实深意呼吁人们关注现实的作品。不是说现实不重要，而是说，人们在不断的挣扎之中，“远方”离我们实际是越来越远了。（2009/12/14）

关于“死亡”和“觉悟”

　　在我不长的一生中，有过很多次遭遇死亡的话题。我四五岁住医院治疗肺结核时就看见运往太平间的死尸，那时还不知道那是死人，大人吓唬我要把我扔到太平间没有吓住过我。长大后知道了“死”是怎么回事，偏偏有两个老人都是在我身边死去的：一个是隔壁的病床的一个老大爷，另一个是坐火车回新疆时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老人，他手撑着脑袋，迎着车窗外的凉风，没人发现他其实已死去多时。这每每让我遭遇死亡都十分地惊悸。我的特殊而又微小的家庭至今还保持着完整，还没有面对至亲的人的离去的考验，我也不敢想象那一天的到来会给我带来怎样的一种局面，就单从听说或者了解了一些不相关的人的死亡时心中那种似乎被划了一道的感觉看，我想那一天的来到肯定是不会太好受的。其实，死亡也有多种方式，像电影《童年往事》中阿孝的祖母的那种寿极而终，或者像从前报道中的那种死在讲台上或工作岗位上的热爱工作的人，让人在惋惜之余，也会为死者松一口气，为死者感到死得其所而感到安慰。但是，在一个不安定的社会中，因为车祸，因为与人发生争执，因为遭遇犯罪，因为致命的流行性传染病，我们时时都感到死亡的威胁，就像站在薄薄的冰面上，不知在哪里会突然“扑通”地从地面上消失。死神这个一个幽灵，时时刻刻都环绕在我们周围，在我们露出的每一个笑容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种暗暗的脊背发凉的感觉，有种某一个看不见的嘿嘿的狞笑从深处传来，反而是始终保持某种凝重警惕而又不安的心情，我们才会觉得稍稍心安。但这种“心安”也无非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心安”，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当死神的手突然伸向你的时候，不会因为觉得太突然而难以接受吧。

　　杨元元就是我这两天听到的突然被死神接走的一个好女孩。网上已经看到了许多探讨她的死因的文章了，大多在惋惜之余，都或明或暗地分析了不死的可能性。我想，这都是好心人在事后发表的看法吧。但在这个炎凉的社会中，这样的“好心”似乎并不能温暖和杨元元一样地已经走在生死边缘的人。这个社会究竟有多少和杨元元一样已经感到走投无路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否都能指望那些事后发发议论的人的“好心”？说实话，真是非常遥远的呢。就连我，实际也常常设想结束生命，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意义。因此，我更倾向认为杨元元的死是有某种必然性的。看看那个大学的某个领导以能否毕业来威胁人的嘴脸，不正是那些官僚或者老板捏着小民们的一点点生存的权利相威胁吗？“没钱就不要来读书”，进一步，就是“没钱就不要活了”，这是个让人活下去的世界吗？这是个让人活得有尊严的社会吗？这是一个把人变成鬼，变成畜生，变成奴隶，唯独不把人当人的社会。“知识难改变命运”，元元是觉悟了的，元元也是勇敢的。但这个觉悟是不是让人太痛了？

　　“知识难改变命运”，自己也曾连续六年考文学博士，也是妄图通过考学增加“知本”以改变命运的。但终究是失败了。那种不公平和黑幕是我所能改变和了解的吗？其实，所谓的“改变命运”，也是某种准入的门槛，它是在我的眼前彻底关闭了的，就像一道通往理想的窄门，总是在你想抬腿跨入前，恰好在你面前关上。在门槛的两边，是两个世界，是我们和他们，这个，元元你看见了吗？你或许以为只是你一个人和“他们”之间的对峙关系吧，因此整个世界压在了你的肩上，让你可能觉得承受不了了吧？因此说，你还是没有更觉悟一些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你的背后，确确实实是存在一个“我们”的。如果你能看见，你或许不会用那双手去织一条吊绳，而是会把它们捏成两个拳头的吧？

　　“知识难改变命运”，是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规定的“知识”只是捆绑我们的绳索，是为把我们限制在社会的低一等级而服务的，并不是为着来解放我们的。如果要想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有必要掌握有关我们自己命运的一些知识，比如关于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出路，我们的斗争方式，我们的斗争策略，等等，它们大多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了，而是要我们自己从实践中去发现和提炼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定能改变我们的命运的。这样的“知识”使我们付出的代价只是锁链而已，但得到的却会是整个世界！